日本老兵回忆：我曾残害过22名中国女性，导致我的子孙全部身亡

大阪的冬天总是透着一股阴冷的湿气，像是一块浸透了冰水的毛巾，死死捂在这家衰败的养老院上。我住在这个十平米的单人房间里已经六年了。护工一天只来两次，其余的时间，只有制氧机发出单调的“嘶嘶”声陪着我。 我叫伊藤正一，今年九十四岁了。 在世人眼里，我是一个可怜的孤寡老人，一个长寿却要独自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的悲剧人物。我的病历本上写着多器官衰竭，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春天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没有恐惧，反而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。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，而是一场迟到了几十年、却精准无比的报应。 在我的床头柜里，锁着一本泛黄的日记。那里面没有记录我年轻时的辉煌，也没有记录我晚年的孤独，只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串数字，一共二十二个。 每一个数字，都代表着一个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，死在我和我的战友手里的中国女人。 那一年，我才刚满十八岁，是北海道乡下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农家子弟。被强征入伍时，母亲在车站哭着塞给我一个平安符，让我一定要活着回来。那时的我，脑子里装满了帝国光荣的谎言，以为自己要去建功立业。 然而当我们踏上中国的那片土地，当战争的残酷像绞肉机一样把人的理智碾碎时，我身体里的那些怯懦很快就变异成了毫无底线的兽性。 我永远忘不了十二月的南京。确切地说，是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庄。 那天下着冻雨，空气里全是硝烟、烂泥和死尸混合的腥臭味。我们的中队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苦战后，已经变成了一群彻底陷入癫狂的野兽。没有纪律，没有长官的约束，只有“放假”三天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默许。 我们是将那二十二个女人从地窖、草垛和夹墙里搜出来的。她们中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，最小的看起来和我留在北海道的妹妹差不多大，只有十四五岁。 一开始，我躲在人群后面，握着枪的手抖得连枪栓都拉不开。我看着小队长像杀鸡一样砍下了一个试图反抗的老人的头，然后大笑着把一个年轻女人拖进了半毁的祠堂。听着里面传来的惨叫，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趴在泥地里吐出了黄疸。 “伊藤，你这个懦夫！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还是个没用的废物？”军曹一脚踹在我的肋骨上，硬逼着我站起来，把我推进了那个宛如人间地狱的院子。 第一天，我只是被迫参与。第二天，我已经能够麻木地在一旁抽烟。到了第三天，我甚至为了在战友面前掩饰自己的怯懦，变得比他们更加残暴。 人一旦越过了那条底线，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。当你发现手里握着绝对的生杀大权，当你可以随意践踏同类的尊严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时，心中的恶魔就会彻底接管这具躯壳。 那二十二个女人，在三天的时间里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暴行。我们把她们当成发泄恐惧、疲惫和变态欲望的工具，当成证明自己“武勇”的战利品。她们的尖叫声从刺耳变得沙哑，最后变成微弱的倒气声。 我脑海中最清晰、也是折磨了我一辈子的画面，是第二十二个女人。 那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，她是在村外的一处干涸的水沟里被找出来的。被拖回院子的时候，由于剧烈的反抗和惊吓，她的羊水已经破了。 小队长觉得晦气，骂骂咧咧地走开了，而另两个战友却觉得这是个绝佳的“乐子”。 当他们开始动手的时候，那个女人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尖叫求饶。她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，鲜血顺着下巴滴在泥土里。她的眼睛，那双充满着极致的恨意、不甘与哀毒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站在一旁的我。 “伊藤，用你的刺刀！”战友在一旁起哄。 当时的我已经完全麻木了，脑子里像塞满了一团乱麻。我提着枪走过去，避开了她的眼神，闭着眼睛将刺刀捅了下去。 她没有发出惨叫，只是发出了一声极其凄厉的冷笑。就在她咽气的前一刻，她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，冲着我吐出了一口带血的唾沫，用我听不懂的中国话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什么。 后来，队伍里懂点中文的翻译官笑着告诉我，这女人是个疯子，临死前说的是：“你这辈子，断子绝孙，。” 不得好死 当时，我跟着战友们一起狂笑，把这当成了弱者无能的狂怒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这句话，成了捆绑我一生的沉重枷锁。 日本战败后，我被遣返回国。脱下了那身沾满血污的军装，我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我回到了北海道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相亲、结婚、种地。妻子是个温顺的女人，几年后，她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 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我有时会觉得那场战争不过是一场荒诞的噩梦。我努力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我拼命工作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开始去寺院参拜，往功德箱里塞很多钱，试图告诉神明，我已经是一个好人了。 可是，报应这种东西，从来不管你的伪装有多好，也不管你怎样试图赎罪。它就像一颗埋在暗处的，耐心等待着最能让你痛不欲生的时机，然后轰然爆发。 毒瘤 灾难是从我的大儿子开始的。 他叫健一，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，考上了东京的大学，毕业后在一家大企业工作。他结婚那年，我站在礼堂里，看着他挽着美丽的新娘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虚荣。我觉得自己彻底摆脱了那个血腥的